商鞅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，法家代表人物。但也有人说商鞅是典型的酷吏。出于对后一种看法的惊讶和不解，近日读了一遍《商君书》。

该书开篇《更法》，便申明了一个基本主张：

“法者，所以爱民也。”

这同儒家“仁政”思想是一致的。

在《定分》篇中，商鞅又有

“法令者，民之命也，为治之本也”

之说。从这里，足见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，这种立足于“人民”利益而非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在古代社会堪称绝无仅有。

如此一位爱民且深受百姓爱戴的法家人物，为什么被后人指责为“酷吏”？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
事实上，

秦国变法的第二年，秦人就“大悦”。

若非能够真实给民众带来好处，何来社会大悦？又何来百姓勤于耕作，耻于懒惰；又何来将士闻战则喜，奋勇杀敌？以至秦国由一个“六国卑秦”“儒者不入秦”的西部落后“部落”蒸蒸日上、最终一统天下？

众所周知，秦国之所以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，正是始于商鞅变法！商鞅死后，六代国君无一例外地坚定不移的捍卫推行商鞅之法，直到赵高、胡亥弄权，法令才遭到严重的破坏。

除了“爱民”这一立足点之外，商鞅之法还有如下几条原则。

一，“去强弱民”的立法目标原则。

所谓“强”，这里指野蛮不法，而非强大。这个“强”字，被少数人理解为“强大”，这完全是断章取义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。所谓“弱”，这里指祛除（弱化）野蛮不法的民风。这一思想的真正意思是：要祛除不法强悍快意恩仇私斗成风的民风民俗，使民成为奉公守法勇于公战的国民。也就是说，

“弱民”不是使民由强大而变成软弱，而是弱化其野蛮不法方面，使其进阶为文明强民?。

就其实质而言，“去强弱民”思想，是商鞅在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实现战时法治的必然原则，是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国民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必然途径，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。要知道，秦人起于西陲，悍勇不知法度，私斗成习，每逢夏日灌溉，举族械斗，死伤遍野。平日一言不合，便起冲突。

对此，倘若听之任之，死伤何可计数！百姓哪里有安全感？国家倘不按律惩治野蛮凶横之徒，文明怎能进步，法律岂不成了一纸空文？

二，“使法必行”的司法原则。

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：

国家之乱，在于有法不依。

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，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风气怎样，既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备，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执行。某种意义上，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。《画策》里有言：

“国之乱也，非其法乱也，非法不用也。”

法“立”固然重要。请注意，商鞅在这里特别强调了“用”的重要！这一思想的延伸结论是：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地自动运转，所以需要强调“执法”（用法），甚至需要强调严厉执法。体现于人事，就是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，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秦法对官员“不作为”的惩罚最重——“不作为”等同于“不执法”！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。

显然，

商鞅将“使法必行”看做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。公子虔和嬴驷被严惩就是典型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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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则，国皆有法而依旧生乱。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也即“执法”的重要说得如此透彻，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执法上面如此“无情”！

三，反对“滥仁”的司法原则。

商鞅执法，一力反对超越法令的“法外施恩”。《赏刑》云：“（依法）杀人不为暴，（依法）赏人不为仁者，国法明也。……圣人不宥过，不赦刑，故奸无起。”法外不施恩的原则，在王道理念依然深植人心的战国时代，显得冷酷无情，也很难为常人所能理解。“杀人不为暴，赏人不为仁”的肃杀凛冽，恰恰是对其“法以爱民”的制约。杀坏人是残暴吗？无原则地赏是仁慈吗？答案不用说。有此一条，就可以防止“爱民”走向无原则的“滥爱”。这一思想蕴藏的根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义，是对依法作为的根基维护。这一司法原则，其所以在秦国扎下了坚实的根基，最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性——对权贵阶层同样的执法原则，同样的执法力度。从这一原则出发，秦法还确立了不许为君王贺寿等制度。这对遏制行贿受贿恶习显然也有好处。

一种不良风气的形成，往往是从高层开始的，所谓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也！

商鞅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，是王道仁政的“滥仁”传统在战国之世尚有强大影响力。此前此后其他各国变法所以不彻底，根基原因之一，便是不能破除国有二法与种种法外施恩之弊端。真正革除了这一弊端的唯有商鞅和他以后的秦国、秦王朝前期。再说，乱世用重典。倘若执法拖泥带水，“滥仁”不法之徒，必然堕入“人治”轨道，使文明倒退。

四，“刑无等级”的公平执法理念。

商鞅确立的执法理念有两则最重要：一则，举国一法，法外无刑，此所谓“壹刑”原则；再则，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，此为“明刑”原则。《赏刑》篇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：“所谓壹刑者，刑无等级，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……罪死不赦。有功于前，有败于后，不为损刑；有善于前，有过于后，不为亏法；忠臣孝子有过，必以其数（理）断；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，罪死不赦，刑及三族！”也就是说，

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，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，依法论罪，绝不开赦。

这是不是让儒家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”的传统，碎了一地？

五，“使民明知而用之”的普法思想。

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，是法律公行天下，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。为此，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：其一，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，反对晦涩难懂；其二，建立“法官”制度，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“法官”。对于“其一”，《定分》论云：“夫微妙意志（表意含蓄）之言，上知（高智商的人）之所难（难以理解）也。……故，知（智）者而后（在上知之后）能知之，不可以为法，民不尽知（百姓不全是智者）；贤者而后能知之，不可以为法，民不尽贤（百姓不全是智者）。故圣人为法，必使之明白易知，愚知（智者）遍能知之……行法令，明白易知……万民皆知所避就，避祸就福，而皆以自治也！”

这段话若翻译成当代语言，堪称一篇极其精辟的确立法律“语言表述”原则的最好教材。

商鞅使“法令明白”的目的，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，从而能“避祸就福以自治”。

这一番苦心，不是爱民么？这比后世仅限于给部分人的“普法”如何？

对于“其二”，《定分》论云：“为法令……天子置三法官：殿中置一法官，御史置一法官及吏、丞相置一法官。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……吏民欲知法令者，皆问法官。故，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。”其中，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方式、考核方式。其中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之法更有意思：

法官不知道或错解哪一条法律，便以这条法律所涉及的刑罚处罚法官！

此等严谨细致的行法措施，不包含爱民之心么？此后两千余年哪个时代做到了如此普法？如此防止执法人员胡乱执法？

有人拿《驭民五术》为证，将商鞅说成一个魔鬼，甚至是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。实在是天大的冤枉。因为，有考证资料证明，

这个“五术”反动的东西完全是后世儒生硬塞进《商君书》里面的，旨在搞臭法家，搞臭秦国、秦王朝、秦始皇。试想?，《商君书?》作为?商鞅?变法?的?总结下性?著作?。其?变法?的?卓越?成效??举世?瞩目??，其原著?里岂会?有如此模样?的“五术?”？

任何文字撰写的历史，都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意图；唯有大地上的历史遗迹，呈现出不容抹杀的客观真实。

??所谓的驭民五术“壹民、弱民、贫民、疲民和辱民”，倘若真是出自《商君书》，被秦国用来“治民”。秦国的“民（弱、疲）”还能够成为“大秦锐士”或者那些人口里的“虎狼秦军”吗？秦国的“民（弱、疲）”还能修建出都江堰、郑国渠、灵渠、长城、直道等十多项造福千秋的世界级浩大工程吗？秦国（民“贫”）凭什么能够吸引六国民众纷纷移民到秦国？秦王朝大厦将倾之际章邯率领的二十万刑徒军（辱）为什么不倒戈攻打咸阳、反而舍生忘死地替秦王朝镇压起义大军呢？

至于“壹民”，即让民统一思想，这于个人而言，的确有些束缚自由；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，如此做法也不是不可以接受。因此，“五术”，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“祸害千年”！就看你如何理解啦。大家说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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